禁摩”与国情民生
　　摩托车已经不是简单的代步工具。上下班用的是摩托车，载人用的是摩托车，往居民家里送大桶水、液化气瓶、报刊用的是摩托车，家政服务公司走街串户用的还是摩托车……如今“奶酪”被动了之后，自然会影响到现有的生活条件、生活方式等。不知“深入学习并深刻领会了三个代表”的一些政府是否为那些买不起私家车、打不起出租车、不能用摩托车（助力车）、上班又很远又要接送孩子的小老百姓想过？
　　用“三个代表”衡量一项政策是否很有必要，看这项政策是否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，看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，是否有利于先进文化的发展。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最新的调查表明：超过八成摩托车主认为摩托车必不可少或比较重要，普遍认为禁摩对工作和生活影响很大或影响较大，其中，“谋生类”车主的反映更加强烈。最近，海口禁摩遭遇强力抵抗，“禁摩令”举步维艰，因为一批批没有更多生产技能的劳动力在靠摩的谋生。有报告说，“国内摩托车的保有量为6000万辆，约有六分之一的摩托车拥有者因禁摩限摩而放弃使用摩托车，给摩托车拥有者带来的直接损失为500亿元。”
　　中国曾经把居民拥有摩托车当作经济发展的成就，摩托车在中国曾经是财富和体面的象征，但它现在怎么一下子“变质”成了一种既充满了危险又容易带来污染的东西？一旦交通出问题，为何没有拿占用道路资源最多的群体开刀，而总拿相对弱势的民间利益开刀？相关政府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有专家认为，各地政府对车辆“禁止”与“限制”，其背后体现的是政府的资源分配原则，禁摩事实上就是嫌贫爱富的表现：当普通大众还买不起机动车时，交通矛盾是自行车、货车与轿车争道，就对自行车、货车实施交通管制；当大多数买得起摩托车的时候，政府就及时禁止摩托车上牌；禁单（车）、禁摩让出来的马路，享受的却是堂而皇之的小轿车。“应禁官车才对！当官的天天有轿车坐，百姓买个摩托车都不能骑，有些不许百姓点灯的味道。”有人如是说。
　　长期以来，一些地方政府进行决策时，动不动就抛出“大思路”、“大手笔”、“大动作”、“大投入”，要是涉及到“大部分群众的利益”时，更是理直气壮地大行其道，哪怕为此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也成了理所当然，在所不惜。“禁摩令”出台，那些利益受损的车主绝对数量并不小，把这些小小的损失加在一起就变得巨大了。而且，为什么一个城市会拥有数量惊人的摩托，到了影响整个城市交通正常运转的地步？看样子这些车不会平空从地里一下子冒出来，在摩托尚未普及的早期，未必没有政府政策的引导和鼓励。
　　为了一个更大的公众利益，一部分的利益就可以想当然地被牺牲掉。即使非要牺牲他们的利益，政府可不可以考虑一定的补偿，毕竟拥有摩托车不等于犯错误，摩托车主没有理由要为政府多变的举措付出代价，进行买单。
　　特权主义的体现，是不允许弱势（工薪）阶层拥有自己的坐骑；有特权的地方，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。一个没有相应机制监督的社会，干好事也要干砸的。禁摩就是如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