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禁摩”与政府诚信
　　人无信不立，国无信不强。诚信乃理政之本。城市管理任何一项规章的颁行，都必须慎之又慎，因为这其中涉及公众的利益，毫无疑问，无论慎重程度还是决策水平，政府信用贯穿始终。摩托车在城里行驶的负面作用并不是因为数量多了才发现的。当时买车挂牌是政府同意的，不少人花了一万多元，才把各种手续办齐，各种税费缴清，政府有关部门在照章收取了上牌费等费用，年检也一直在进行，现在又要强制不让上路，车不能骑了，凭什么现在说禁就禁？经政府批准立项，耗巨资新建的大型摩托车城刚刚落成，却无法经营摩托车了，岂一声叹息了得？丁是丁，卯是卯，政府更不能今天是风，明天就是雨。
　　不管哪一级政府推行一项新政策，都要经过充分的调研和论证，尤其要注重效应问题。“拍脑袋”决策已远远不适应一个透明、高效的政府，否则，政府信用也将打折。从实践来看，政府信用的建立与勤政务实的作风关联度很高，信用缺失也表现为政府效率缺失。政府是为社会公众服务的，这种服务主要体现在其对于社会的管理之中。政府在行使管理职能的时候，一定要从实际情况出发，而不是脱离实际；如果从政治的角度诠释，这些不考虑公众，只考虑管理者本身利益的做法，与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要求是背道而驰、南辕北辙的。
　　新一届国家政府大力倡导“亲民、爱民”、“以人为本”、“人文关怀”。红头文件要想真正走进民间，除了形式的亲民外，还得在其出台和执行中的亲民上下大功夫。毕竟，内容的亲民比形式的亲民更重要。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，要求进一步完善公共参与、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，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。科学决策民主决策，是建立在社会民众的知情、参与、广泛发动的基础上的。决策越透明，参与者越众，决策越有可行性。这也是在最大限度内减少政策执行过程中遭遇阻力的有效方式。
　　如果在执政的层次上还没有提高到对人的关爱，还没有扩及到对弱者的包容，我们的执政水平就有待提高。涉及到群众利益的，应该让群众知道，应该让群众参与。只有让群众充分了解政策，才会调动大家的积极性，工作才会减少阻力。车辆管理部门既要保护坐在公车上的人的利益，也要保护坐在摩托车上的人和所有行路人的利益。如果交通上出了问题，就一味地瞄着摩托车来开刀，厚此薄彼，政府的公信力显然将受到影响。提供一个优良的、能最大限度保证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“软环境”，这应该是政府的首要职责，而不是一禁了之，大动干戈；出尔反尔，朝令夕改。政府部门每制定一项规定，必须要有充分的法律依据，必须让市民觉得合情合理，这样才容易得到执行，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，民间才不会有怨言。
　　任何规范都不能牺牲发展。任何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，一步到位。衡量得失，权衡利弊，斟酌损益，规范中完善，完善中解决，循序渐进，这才符合历史辩证唯物主义。在利与弊的公平秤上，在前行还是禁行红绿灯闪烁的十字路口，有人认为，交管部门当然希望路上的车越少越好，这样容易管理，它的规章会带有显明的部门利益色彩，由他们来当“娘舅”，决定摩托车的取舍显然是不恰当的。